反对西方选举仪式的理由
Frans Vandenbosch 方腾波 30.04.2025

2025 年 4 月 24 日晚,我又一次目睹了我国众议院议长的演技杰作……。 他再次展示了政客们令人震惊的、肆无忌惮的无耻,几乎在西欧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所有政党,从左到右,都患有同样的疾病。 政客们接受过 “传播学 “的崇高训练,但却毫无节制地忽视选民的真正需求,从而破坏了民主。 作为营销大师,他们在竞选期间用闪亮的承诺吸引选民。 但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的承诺和选民要求他们做的完全相反。 他们丝毫不觉得羞耻。 选举一结束,他们就当着选民的面大笑。
那天晚上有人问我 “是什么促使你如此积极地报道中国政治?” 我的回答一如既往 “真理,正义”。 看到西方国家如此虚伪,我不寒而栗。
西方的 “民主 “制度缺乏透明度、真正的问责制和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承诺。 这种对治理原则的根本背叛造成了一个反应迟钝的政治阶层,脱离了它本应服务的公民。
本文旨在挑战选举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长期以来,选举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但在实践中却演变成了一种欺骗、操纵和剥夺权力的仪式。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言论经常对其进行错误描述)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任人唯贤的治理模式,值得认真、公正地审视。
本文展示了西欧的选举机制如何成为精英统治的工具,以及为什么中国的任人唯贤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们以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为重点,揭露了:
1. 企业对欧洲机构的俘获
2. 职业政治阶层与现实的脱节3.专业政治阶层与现实脱节
3. 通过选举进行改革的结构性不可能性
选举即戏剧
西欧的选举已成为戏剧表演,而非真正的代表机制。 政治家们精心制作的是叙事,而不是政策。 他们从事的是形象管理,而非治理。 现代西方政治家的主要技能不是政治家风度或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市场营销和主导新闻周期的能力。
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和德国,联合政府是一种常态,往往是在经过数月不透明的幕后谈判后组成的。 选民在投票时期待一种结果,但得到的却是另一种结果。 于是,投票行为变成了一种选择的幻觉,一种没有结果的象征性姿态。 正如哲学家斯拉沃伊-日泽克(Slavoj Žižek)所指出的,自由民主允许人们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却不允许人们质疑他们被统治的结构 [1].
选举场面奖励的是魅力而非能力,奖励的是情感而非理性,奖励的是部落忠诚而非国家利益。 近几十年来,整个西欧的投票率急剧下降绝非偶然。 公众直观或明确地认识到,参与被操纵的仪式是徒劳无益的。 例如,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多个成员国的投票率低于 50%,凸显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2].
系统性背叛
西方选举中蕴含的背叛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的。 竞选活动由私人利益、企业捐赠者和意识形态组织资助。 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确保了当选官员服务于那些资助其竞选活动的人的利益,而不是投票给他们的公民的利益。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从统计学角度看,普通美国人的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经济精英和商业利益却能产生巨大影响 [3].
虽然这项研究的重点是美国,但其影响广泛适用于竞选资金同样倾斜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政治家一旦当选,就应在法律上对其宣言负责。 遗憾的是,在欧洲,他们并不像中国那样以关键绩效指标(KPI)进行评估。 选民与代表之间没有可强制执行的契约。 违背承诺不会受到惩罚。 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下一轮投票时投不同的票,而这往往是在数年之后,并且不能保证结果会有所改善。
技术官僚犬儒主义的兴起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political rhetoric and lived reality breeds cynicism and disengagement. Politicians resort to technocratic jargon to mask failures or unpopular policies. Terms like “reform,” “austerity,” and “modernisation” serve to obfuscate rather than clarify.
A recent Eurobarometer survey revealed that only 34% of EU citizens trust their national governments [4]. In countries like France and Italy, trust levels have dipped below 25%. This erosion of trust undermines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feeds the rise of populist and extremist movements.
But even these so-called populist alternatives, whether left or right, are bound by the same electoral logic. Once in power, they too compromise, betray, and conform to the system they claimed to oppose.
中国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替代方案
2024 年 2 月 25 日,我在一篇题为《中国选举》Chinese elections, 我曾详细解释过中国是如何组织选举的。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尽管很少有西方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在中国的县级人大选举中,超过100 万名居委会和村委会代表当选[5] ,其中 43% 来自工人和农民出身。 同月,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只有12%的国会候选人来自工人阶级,而82%的获胜者的竞选费用超过了对手,平均每次竞选花费230万美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建立在定期选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持续的协商、问责和绩效评估过程中。 这种模式被称为 “全过程人民民主”(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它融合了多层次的公众参与,没有西方选举的戏剧性和对抗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协商平台,包括非共产党、企业家、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界代表参与其中。 地方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更高层次的人大代表则采用间接选举机制,该机制将能力和政治可靠性置于媒体知名度之上。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2021 年白皮书,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 “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
[6].
重点在于结果合法性(政策是否有效),而不仅仅是程序合法性。
此外,中国官员还要接受基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保护和公众满意度等指标的严格绩效评估。 业绩不佳者,无论其声望如何,都会被免职。 这与西方政客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尽管连连失职,但仍能稳坐钓鱼台。
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可以用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满意程度来衡量,那么中国的真正民主比所有西欧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哈佛ASH中心Harvard ASH Centre和爱德曼信任晴雨Edelman Trust barometer表都显示,中国人民对政治制度的满意度超过90%。
西方批评和自由主义的虚伪性
西方批评家往往将中国的治理斥之为 “专制”,而忽视了中国治理结构中蕴含的参与机制和协商程序。 这些批评依赖于意识形态假设,而非经验评估。
想想这其中的讽刺:西方民主国家声称要捍卫人权,却常常忽视本国公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却在 40 年内让 8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7].
谁的系统能更好地提供治理的实质内容?
此外,西方媒体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体,它塑造叙事并排斥异己。 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确保了可容许的辩论范围依然狭窄,强化了精英共识。 [8].
欧洲选举政治的结构性失败
欧洲的选举制度陷入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循环,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理。 投票机制本身就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因为新当选的政府通常会在第一年拆除前任政府的计划,第二年集中精力竞选连任,只留下 6-12 个月的时间进行实际治理。 这种失调的节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自 1946 年以来,意大利经历了 68 届不同的政府;瑞典在八年内放弃了四项截然不同的能源政策;自 2010 年以来,西班牙工人经历了五次劳动法的彻底颠覆。 这些不断翻转的政策阻碍了长期解决方案的落地生根,同时也耗尽了官僚机构的能力。
除了这种不稳定性之外,欧洲的媒体格局已被寡头利益所主导,扭曲了民主话语。 在德国,仅两家企业巨头(Axel Springer(《图片报》的出版商)和 Bertelsmann(RTL 的所有者))就控制了 72% 的政治新闻报道,有效地制定了国家议程 [9].
法国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拥有一个包括 CNews、Europe 1 和 Journal du Dimanche 在内的帝国,他利用这些平台宣传有利于企业精英的言论,同时将工人阶级的观点边缘化。 [10]. 这种媒体寡头政治发挥着事实上的第四政府部门的作用,确保选举政治始终局限在金融精英可接受的范围内,无论哪个政党暂时执政。 这些结构性缺陷(投票周期陷阱和媒体寡头垄断)共同造就了这样一种制度:选举改变了人事,但从未改变权力结构;竞选承诺变革,但政府提供的只是精英利益的延续性。
中国对欧洲的启示:有效治理的典范
欧洲的政治体制通过音乐椅式的部长任命和为表现不佳的领导人提供金降落伞来奖励失败,而中国则将严格的任人唯贤制度制度化,要求官员对实际成果负责。 每月约有 1500 名不称职或腐败的官员被纪律处分,确保政府的治理与绩效而非政治关系挂钩。 [11].
该系统通过透明的权重系统对干部进行评估和晋升: 30% 基于其管辖范围内的 GDP 增长,25% 基于可衡量的污染减少,20% 基于公众满意度调查,这为官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以切实改善公民的生活 [12] .
在考察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成果时,这种方法的好处变得无可否认。 中国的高速铁路网目前已横跨 4 万公里,与德国长期拖延、预算过高的柏林-慕尼黑铁路线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长期规划如何战胜短期选举周期。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 1200 千兆瓦的装机容量令欧盟 487 千兆瓦的装机容量相形见绌,这证明了一贯的政策执行比欧洲翻来覆去的能源指令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许多成员国的儿童贫困率高达 25%,而中国有针对性的扶贫项目却使 8 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一巨大成就凸显了以指标为导向的中央集权治理比分散的选举政治更有效。 这些比较结果表明,欧洲要实现称职的治理,可能需要采取类似的任人唯贤原则,而不是固守失败的选举教条。
大选后欧洲的未来
- 废除全国选举
用公民大会取代议会(如爱尔兰成功的堕胎改革模式)
对 50%的立法席位实行排序制(随机选择
- 打破外国影响(如匈牙利所做的)
禁止所有外国游说活动(以中国 2017 年非政府组织法为蓝本)
将 “旋转门 “行业(能源、卫生、交通)国有化
- 任人唯贤的行政管理
技术官僚市长: 像中国的博士城市管理者一样
公众评价门户网站: 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估政治家
实现选举后治理
选举的替代方案不是独裁,而是有组织的协商和任人唯贤的管理。 评判治理的标准必须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其制造奇观的能力。
一些政治思想家主张建立选举后治理结构。 丹尼尔-贝尔(Daniel A. Bell)在《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一书中,主张从儒家的道德领导和等级问责制传统中汲取营养,建立任人唯贤的政治体制。 [13]. 贝尔将其与 “一人一票 “模式进行了对比,后者往往会产生短期行为和迎合行为。
同样,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并非来自选举仪式,而是来自 “绩效合法性”,来自提供公共产品、经济增长和民族自豪感的持续能力。 [14].
结论: 废除仪式,恢复治理
西方选举已成为空洞的仪式,不再符合公众利益。 现在是质疑其神圣地位、探索植根于协商、能力和问责的替代模式的时候了。 中国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 “就是这样一种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模式。
继续迷信选举是唯一合法的治理形式,在思想上是懒惰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我们的分析必须以真理和正义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 西方必须敢于跳出意识形态的藩篱,承认选举制并非民主的同义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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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n English: Abolish elections !
Dit artikel in het Nederlands: Schaf de verkiezingen af !
尾注
[1] 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2010.
[2]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2019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A Crisis of Legitimacy.”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2019_european_parliament_elections_a_crisis_of_legitimacy/
[3] Gilens, Martin,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 no. 3 (2014): 564–81. https://doi.org/10.1017/S1537592714001595 .
[4]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barometer 96: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utumn 2021.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 .
[5] Frans Vandenbosch: Elections in China a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what’s happening in the west.
[6]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RC. “China: Democracy That Works.” December 2021.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14589/1714589.htm .
[7] Xinhua.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Miracle: A Model for Global Development.” 02/03/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02/c_139774129.htm .
[8] Herman, Edward S.,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9] Media Tenor (2023) “German Media Ownership Study”
[10] Libération (2023) “Bolloré Media Empire”
[11] CCDI (2023) “Monthly Discipline Report”
[12] CCP Organization Dept. (2021) “Cadre Evaluation Handbook”
[13] Bell, Daniel A.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