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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平等、公共福利和社会责任思想为后来共产主义中国化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Frans Vandenbosch 方腾波 21/09/2026

没有共产主义，但并非一片空白

严格来说，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并没有有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连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或正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与1911年后出现的系统性、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不同，革命前的社会缺乏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理论、组织和阶级基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一片空白。早在191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之前，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历史就产生了丰富的萌芽思想、制度实验和社会运动，拥有引人注目的原始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共鸣。这些本土先例创造了一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使得马克思主义后来能够以鲜明的中国方式进行解读和改造。

关于西方误读的重要提醒

在深入探讨这些历史先例之前，必须做出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区分。在当代西方政治话语中，这些现象（从国家垄断到公共福利）常常被简单地贴上“共产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通过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透镜来审视。然而，这样做犯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时代错误。当中华帝国将盐业国有化、倡导公平的土地分配或动员社区进行公共工程时，它并不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或阶级意识革命行事。相反，它运用的是独特的本土哲学工具箱，这些工具比马克思早了两千多年，即儒家仁政的义务、孟子民本的原则、墨家兼爱的伦理，以及要求统治者在衰败时期恢复道德秩序的天命循环观。这些是对王朝腐败和自然危机的传统回应，根植于礼法、道德和宇宙和谐，而非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最终在1910年代到来时，它并没有殖民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相反，它遇到了一片已经富含集体责任本土观念的文明土壤。这些“种子”确实存在，但它们是古老的、本土的、深刻的中国种子，早在马克思发明命名它们的词汇之前就已存在。

大同与平等传统

儒家的大同理想，即“大同”，在战国晚期，约公元前4-3世纪的《礼记》中得以阐述，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其中私人自私让位于公共福利。资源公平分享，政治权威基于贤能而非世袭特权，老弱孤寡得到集体照料。

这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当然不是共产主义。然而，它对公共福利、社会平等和私人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的强调，与后来出现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主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的平等主义冲动出现在古代的农家学派中。这个鲜为人知的先秦学派挑战社会等级制度，坚持统治者和普通人都应参与农业劳动。它倡导公平分配资源，批评精英的懒惰，对等级和剥削提供了早期批判。

几个世纪后，这些思想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传统的大同理想转变为一种系统的、虽然空想的、无边界、无阶级的社会愿景。晚清改革者和革命者也开始将本土平等传统与新引进的西方政治学说相结合。

当平等成为社会实验

中国历史也产生了将平等理想转化为具体社会经济安排的尝试。

最引人注目的早期例子是王莽皇帝（公元9-23年）的统治。他的改革包括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废除私人奴隶制、价格管制以及将农业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尝试。该计划虽短暂，最终崩溃，但其再分配性质难以忽视。

十八个多世纪后，太平天国（1851-1864）进行了一次更为激进的实验。其《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平均分配耕地，并组织资源的集体收集和分配。其意识形态是宗教性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其激进的土地平均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敌视和集体组织，与后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形式极为相似。然而，不应过分夸大这种相似性。这场叛乱被外国势力利用，旨在削弱清朝政权、破坏其稳定并迫使其更迭；因此，与其说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先声，不如说它是一场被在华外部利益势力所利用的运动。

王莽和太平天国运动在现代理论意义上都不是共产主义的。然而，两者都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激进地重组财产和社会的尝试早已存在。

关键的是，这些前现代的先例根植于传统道德、宗教教义或务实的危机治理。它们缺乏现代共产主义的核心支柱：辩证唯物主义、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先锋队机制。

墨子：中国被遗忘的平等主义激进派

如果有一个个人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墨子（约公元前470-391年）。

墨子的“兼爱”学说，通常翻译为“普遍的爱”，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等级和父权假设。他主张人们应该不分社会地位、亲属关系或身份而受到公正对待。他拒绝世袭特权，坚持政治权威应基于贤能和能力，而非贵族出身。

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同样引人注目。墨子反对统治者的侵略战争，谴责贵族奢侈，倡导极端节俭。他的弟子们组成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集体组织，以团结、互助和共享资源为基础。他们甚至为较弱的国家提供防御援助。

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子可能是后来平等主义和集体思想最引人注目的本土中国先驱。

然而，差异也同样重要。墨子相信天意和超自然神灵。他是一位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他试图说服统治者施行仁政，而不是动员被压迫阶级推翻现有秩序。他自己的团体也是高度等级化的。

因此，不能恰当地称墨子为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重要性在于别处。他的思想表明，在马克思之前两千多年，中国就已经存在强大的平等、贤能政治、集体责任和反对精英特权的观念。

国家经济垄断

除了这些哲学和空想潮流之外，中华帝国还发展出了一种异常持久的国家经济垄断传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原始共产主义形式。从汉朝开始，国家始终将某些基本商品视为战略经济资产，而非私人货物，由帝国权威控制、征税和分配。其中最突出的是盐和铁，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时期正式国有化。盐是需求无弹性的日常必需品，被视为“液态黄金”，为国库提供了稳定、巨额的收入，常常超过国家年收入的一半。铁对于农具和军事武器至关重要，同样被严格控制，以防止出现可能挑战皇权的独立富商巨贾。

垄断制度在各朝代间演变。唐朝宰相刘晏将其改革为一个高效的批发系统，而宋朝将国家控制扩展到茶，使用政府颁发的证书来管理其贸易。甚至像酒、醋，以及后来的烟草和煤炭等日常商品也周期性地受到国家垄断。国家还严格控制铜的开采用于铸币，从而垄断了交换媒介本身。

这一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不是共产主义；它并非由阶级意识或无产阶级解放的愿望驱动。它根本上是帝国专制的一种财政和战略工具。然而，其实际效果具有惊人的原始社会主义共鸣：它将私人商业利润置于国家定义的公共福利之下，积极防止私人经济权力的积累，并将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视为中央治理的合法职能。当晚清知识分子后来遇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批判时，他们可以回顾自己两千年的历史，其中国家已经常规性地干预并垄断了经济中最关键的部门。

从本土传统到中国共产主义

平等主义潮流在古代之后并未消失。农民起义一再表达了对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和摆脱贵族统治的要求。黄巾起义和后来的起义承载了集体救赎和社会正义的民间传统，尽管没有一个发展出连贯的共有制理论。

其他思想潮流也为这一更广泛的传统做出了贡献。戴震（1723-1777）挑战了将精英利益置于民众福利之上的僵化新儒家学说。东林运动促进了公共利益、政治讨论和对贫困社区的救济，尽管它仍然是一个精英新儒家改革运动，而非原始共产主义运动。

到晚清，知识环境迅速变化。期刊《万国公报》在1899年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给中国读者。革命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社会主义文献，而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物如刘师复建立了小型的集体团体，倡导废除私有财产和阶级划分。这些实验仍然边缘，但它们表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拥有自身悠久平等传统的中国知识环境。

因此，重要的不是帝国时代的中国在暗中是共产主义。
它确实不是。

中国共产主义也并非简单地作为一种进口的欧洲意识形态强加于一片文化空白之上。中国已经拥有一个极其深厚的思想宝库，涉及公共福利、平等、贤能政治、反对世袭特权、集体责任和限制私人利益。

这些传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道德、宗教、空想或改良主义的性质。它们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系统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现代先锋队政党。这些要素只有随着现代马克思主义才到来。然而，在制度上，帝国国家已经展示了其经济干预的非凡能力，将重要资源视为公共信托而非私人财产。

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它遇到了肥沃的土壤。

1911年革命后发生的转变因此不仅仅是移植一种西方意识形态。它也是一个选择、重新解释和中国化的过程，其中进口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更古老的中国传统相互作用。

中国并非两千年来都是共产主义。

但集体社会责任的思想也并非等待马克思来发明。

种子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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