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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受众在面对对中国政治的客观分析时如何暴露其固有偏见
Frans Vandenbosch 方腾波 22.07.2025
可预见的课后盘问
每次讲完”中国政治”课程后，接下来的环节都像走钟般精准。提问者并非出于真知灼见，而是用问题包装的指控，暴露的更多是提问者的偏见而非中国政治的真相。这种模式如此固定，已然成为认知失调的典型案例。
“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呢？”“你们怎么能不谴责专制政权就报道这些？”“中国为何扼杀香港的民主？”这些并非寻求理解的提问，而是披着道德关切外衣的意识形态顺从要求。
这种指控性语气揭示了西方知识界论述中国时的一种深刻问题。它暴露了西方根本无法以中国政治现实自身的逻辑进行对话，执意要求所有分析都必须通过预先设定的道德框架进行过滤。这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审查。
职场认知失调
当个体面临与既有信念相冲突的信息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在中国讲座中，西方听众总是一致地通过质疑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来应对这种情况。
我提供关于中国治理结构、政策实施及公众满意度调查的事实信息。[1] 或经济发展。这些数据源于多重视角：中国官方统计、国际组织数据、西方研究成果。然而当信息与”中国本质上具有压迫性”的主流叙事不符时，质疑的焦点不再是方法论或数据来源——而是我的动机与立场。
西方受众早已被彻底训练成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国，以至于任何偏离都令他们感到自身世界观受到威胁。研究表明，西方媒体系统性地强调负面因素，同时忽视积极发展。 [2] 当面对表明中国治理可能具有有效性或获得民众支持的证据时，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攻击信使。
谴责与共谋的虚假二元对立
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默认客观分析等同于认可。西方受众似乎无法理解，有人可能既不谴责事实为邪恶，也不颂扬其完美，仅仅是呈现事实。这种虚假的二元思维暴露了当代西方中国话语的智识贫瘠。
每当我阐释中国体制的运作机制时，人们总认定我不是政府辩护者，就是被宣传蒙蔽的幼稚学者。而学者本应客观分析体制的可能性，似乎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
这阻碍了真正的理解。如果我们只能通过道德谴责来审视中国政治，就永远无法形成有效政策制定或外交接触所需的细致入微的认知。坚持讨论必须从仪式化的谴责开始，这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
道德优越感的言语
这种论调总是带着道德优越感。提问者自诩为人权与自由的捍卫者，暗指我已背弃这些价值观。这种道德立场使他们得以标榜自身高尚，同时转移对实质内容的关注。
讽刺的是，这种姿态往往暴露了他们对所谓关切议题的深刻无知。那些要求我谴责”中国威权主义”的人，通常对中国历史、文化或公民真实处境一无所知。他们的道德义愤纯属表演，旨在彰显道德优越感，而非直面复杂现实。
与其问”你能帮我们理解中国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吗？”，他们却问”你怎么能忽视中国人没有发言权呢？”。这些问题暴露了预设的结论，根本没有留给真正探究的余地。
专业知识缺口及其影响
最令人震惊的是，质问式提问如何暴露了提问者与被问者之间的专业知识鸿沟。那些最执着于要求我谴责中国威权主义的人，往往对中国了解最少。他们不会说中文，没在中国生活过，没研究过中国政治，却自以为有资格训斥那些为此投入多年心血的人。
这揭示了西方知识文化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已然逊于意识形态的合规性。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却持有”正确”观点的人，其可信度竟高于一位钻研数十年却提出令人不安问题的研究者。
专业知识的缺口解释了为何问题基于过时信息或错误信息。提问者援引主流媒体而非严肃学术研究。当我提出矛盾证据——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较高时[3] 有效的扶贫计划、创新的治理模式——他们的回应不是基于证据展开讨论，而是质疑我的动机。
披着学术外衣的殖民心态
这种指责性语气往往暴露了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拒绝认真对待非西方政治体系。其潜台词是：西方自由民主制代表着自然、普世且道德上更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
这种态度表现为认为中国人要么无法理解自己的体制，要么因受压迫而无法表达真实想法。公民可能有真正理由支持其政府这一想法是不可想象的。
研究一致表明，民众对中央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较高。[4] 然而，这些发现仅仅因为出自中国之手就被斥为不可靠。
同样存在拒绝以相同分析标准审视西方体系的现象。当讨论中国治理时，人们要求我必须在批判语境下展开论述。然而西方体系却能不带任何道德保留地被接受，无需持续提及伊拉克战争、社会不公或警察暴力等问题。
信息泡沫及其后果
该质询揭示，西方受众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中，系统性地过滤掉关于中国的非主流信息。[5] 这种泡沫通过选择性媒体报道、议程驱动的智库研究、学术激励机制（该机制奖励批判性分析，同时惩罚细致入微的评估）以及社会压力（将偏离反华正统观点的行为视为道德可疑）得以维持。
西方受众系统性地被误导，对中国的真实情况认知偏差，同时持续被灌输危机叙事和人权侵犯的论调。这具有严重的政策影响。若决策者基于根本性错误的认知作出决策，其选择将损害西方利益并破坏全球稳定。
这种隔阂同样阻碍了学习。如果西方社会因中国创新诞生于所谓非法体系而拒绝研究，他们将错失完善自身体系的机会。
The psychological investment in Chinese failure
最令人不安的是，质疑者在质疑过程中暴露出的心理投射——他们似乎真心不愿看到中国取得成功或获得民众支持。当面对中国成就或民众支持的证据时，质疑者往往表现出真实的不安。他们似乎需要中国处于失败和压迫状态，才能验证自己关于西方优越性的信念。
这种对失败的投资阻碍了从中国创新中汲取经验，因坚持要求中国必须彻底改变才能建立伙伴关系而使合作困难重重，并助长了零和思维——将中国的成功视为天生的威胁。
研究表明中国扶贫策略成效显著[6], 然而西方观众却惯常轻视这些成就。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暴露了某种意识形态狂热——它将叙事认同置于追求真相之上。
控诉式质询的压制效应
持续的指控式提问令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陷入僵局。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提出细致入微或积极正面的分析结果，往往招致动机质疑与专业能力挑战。这种环境催生出强烈的从众压力，迫使学者们即使面对相反证据，仍不得不迎合主流叙事。
我目睹过同事们修改研究结论或回避某些议题，只因他们不愿面对质问式的追问。这种自我审查贫瘠了学术讨论，阻碍了本应成为大学教育标志的开放探究。
这种压制不仅限于学术界。任何暗示中国治理体系可能存在有效元素的人，都可能被贴上”中国辩护者”的标签。这导致西方话语日益脱离中国现实。
批判性思维的失败
最令人不安的或许是受过教育的西方受众在批判性思维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这些人往往拥有高级学位，却始终无法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将情感反应与理性分析区分开来。
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却对正面信息持极端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西方消息来源天生更可靠，却不考虑报道中的偏见或议程驱动因素。最根本的是，他们似乎无法区分自己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以及这些做法是否有效或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
前进之路：重拾学术客观性
解决之道并非放弃批判性分析，而是重拾为迎合意识形态而抛弃的学术客观性。这意味着应像对待任何其他政治体系那样审视中国政治：怀着好奇心而非预设结论，尊重复杂性而非简单道德叙事，并致力于基于证据的分析。
这意味着认识到有效的分析需要先理解系统的内在逻辑，再进行外部评判。这意味着承认政治合法性可以呈现多种形态，民众支持不应因其发生在不同的宪政框架内而被忽视。
这意味着培养智识谦逊，认识到我们的信息来源可能存在偏见，我们的体系可能存在他人已更有效解决的缺陷，而学习需要对挑战性观点保持真正的开放态度。
结论：学术诚信的重大意义
事关重大，远不止于学术殿堂。西方社会无法坦诚面对中国政治现实，对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解决具有深远影响。若不能清晰认知中国，便无法有效开展合作。
每次严肃尝试客观分析后随之而来的指控式质询，不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更广泛的智识功能失调的症状——这种失调正威胁着西方社会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地缘政治发展的能力。
这种认知失调表明，西方知识文化已陷入意识形态僵化，无法容忍复杂性或对基本假设的质疑。这并非自信成熟文明的标志，而是社会畏惧学习、不敢质疑自身信念的体现。
如果西方社会希望在中国日益重要的世界格局中保持影响力，就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僵化。我们必须重拾勇气，客观审视证据，坦诚质疑假设，并虚心向他人学习。
每当有人试图进行客观分析时，迎面而来的指责语气并非在捍卫人权或民主：它捍卫的是无知、偏见与思想怯懦。是时候选择真相而非安逸，选择求知而非确认偏误，选择思想勇气而非意识形态顺从。西方文明的未来，或许就系于我们能否作出这个抉择。
尾注
[1]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Global Report 2023 (Chicago: Edelman Trust Institute, 2023), 45-67. [2] Liu Xiangdong and Wang Yizhou, “Western Media Discours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2, no. 4 (2022): 78-95.
[3] Richard Wike et al.,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Xi Jinping,”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Washington: Pew Research Center, 2023), 34-41.
[4] Zhang Ming and Li Chunling, “Public Trust and Government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4, no. 2 (2023): 156-173.
[5] Kishore Mahbubani. “The information cocoon most westerners are living in is outright frightening”
[6] Chen Xiwen and Liu Yongfu,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China Rural Economy 15, no. 6 (2021): 2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