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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平等、公共福利和社会责任的思想为后来共产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沃土

Frans Vandenbosch 方腾波 21/09/2026

没有共产主义，但并非一张白板

严格来说，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有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连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或正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与1911年后出现的系统化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不同，革命前的社会缺乏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理论、组织和阶级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张意识形态的白板。早在20世纪1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之前，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史已经产生了丰富的萌芽思想、制度实验和社会运动，与原始共产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着惊人的共鸣。这些本土先例创造了一个文化和社会环境，使得马克思主义日后能够以鲜明的中国方式被解读和适应。

关于西方误读的关键提醒

在深入探讨这些历史先例之前，必须做出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区分。在当代西方政治话语中，这些现象（从国家垄断到公共福利）常常被简单化地贴上“共产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透过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棱镜来审视。然而，这样做犯了一个严重的历史时代错误。当帝制中国将食盐国有化、倡导均分田地或动员社区兴修公共工程时，它并非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或阶级意识革命。相反，它借鉴了一套比马克思早两千多年的独特本土哲学工具，即儒家的仁政义务、孟子的民本原则、墨家的兼爱伦理，以及要求统治者在衰世恢复道德秩序的天命循环观念。这些是对王朝腐败和自然危机的传统回应，植根于礼、德和宇宙和谐，而非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最终在20世纪10年代到来时，它并未殖民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相反，它遇到的是一片早已富含集体责任本土概念的文明沃土。“种子”确实存在，但它们古老、本土且深刻中国化，远在马克思发明词汇来命名它们之前。

大同与平等传统

儒家的大同理想，即“Great Harmony”，阐述于战国晚期（约公元前4至3世纪）并保存在《礼记》中，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私心让位于公益，资源公平共享，政治权威基于贤能而非世袭特权，老弱孤寡皆有所养。

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然而，它对公共福利、社会平等以及私利服从于公益的强调，与后来社会主义思想中出现的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的平等主义冲动也出现在古代的农家学派，即Nongjia。这个鲜为人知的先秦学派挑战了社会等级制度，主张统治者与平民都应参与农业劳动。它倡导公平分配资源，批评精英的游手好闲，是对等级与剥削的早期批判。

几个世纪后，这些理念被赋予了新的诠释。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将传统的大同理想转变为一种系统的，尽管是乌托邦式的，无国界、无阶级社会的愿景。清末改革者和革命者同样开始将本土的平等传统与新引进的西方政治学说结合起来。

当平等成为社会实验

中国历史也曾尝试将平等理想转化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安排。

最引人注目的早期例子是王莽皇帝的统治（公元9-23年）。他的改革包括土地国有、废除私人奴隶制、价格管制，以及将耕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该方案虽短命并最终崩溃，但其再分配性质难以忽视。

十八个多世纪后，太平天国（1851-1864）进行了一场更为激进的实验。其《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均分耕地，并组织粮食的共有收集与分配。其意识形态是宗教性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激进的农业平等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敌视以及公有化组织，与后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形式极为相似。然而，这种相似性不应被夸大。这场起义被外国列强利用来削弱和动摇清政府，并迫使政权更迭，因此它与其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土前身，不如说是一场被外部利益利用的运动。

王莽和太平天国运动都不是现代理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但两者都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到达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试图彻底重组财产和社会的激进尝试。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前现代先例植根于传统道德、宗教教义或务实的危机治理。它们缺乏现代共产主义的决定性支柱：辩证唯物主义、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先锋党机制。

墨子：中国被遗忘的平等激进分子

如果有一个个体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墨子（约公元前470-391年）。

墨子的兼爱学说，通常译为“普遍的爱”，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等级制和宗法观念。他主张无论社会等级、亲疏或地位，人都应得到不偏不倚的对待。他拒绝世袭特权，坚持政治权威应基于贤能而非出身。

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同样引人注目。墨子反对统治者的侵略战争，谴责贵族的铺张浪费，并倡导极端节俭。他的门徒组成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公有组织，基于团结、互助和资源共享。他们甚至为弱国提供防御援助。

在这个意义上，墨子或许是后来平等主义和公有思想最引人注目的本土先驱。

然而，相异之处与相似之处同样重要。墨子信仰天志与鬼神。他是一位改良者而非革命者：他试图说服统治者施行仁政，而非动员被压迫阶级推翻现存秩序。他的团体内部也等级森严。

因此，不能恰当地将墨子称为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重要性在于别处。他的思想表明，关于平等、贤能、公共责任和反对精英特权的强大理念，在马克思诞生两千多年前就已存在于中国。

国家经济垄断

除了这些哲学和乌托邦潮流，帝制中国还发展出一种异常持久的国家经济垄断传统，它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制度性原始共产主义形式发挥作用。自汉代以降，国家始终将某些必需品不视为私产，而是视为战略性经济资产，由皇权控制、征税和分配。其中最突出的是盐和铁，于公元前119年在汉武帝治下正式国有化。盐，作为需求刚性的日用品，被视为“液体黄金”，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稳定而巨大的岁入，常超过国家年收入的一半。铁，对农具和军械至关重要，同样被严加控制，以防出现可能挑战皇权的独立豪强。

垄断体系历经各代演变。唐代宰相刘晏将其改革为高效的批发体制，宋朝则将国家控制扩展到茶叶，用政府颁发的凭证管理其贸易。甚至像酒、醋，以及后来的烟草和煤这样的日常商品，也曾一度纳入国家专卖。国家还严格控制铜矿开采以铸造钱币，从而垄断了交换媒介本身。

这一体系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并非由阶级意识或无产阶级解放的愿望驱动。它本质上是帝国专制的财政与战略工具。然而，其实际效果带有惊人的社会主义先声：它使私商利润服从于国家界定的公共福利，主动阻止私人经济权力的积聚，并将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视为中央治理的正当职能。当清末知识分子后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批判时，他们可以回顾本国两千年的历史，其间国家早已常规地干预并垄断了经济中最关键的部门。

从本土传统到中国共产主义

平等主义潮流在古代之后并未消失。农民起义屡次表达了对更公平财富分配和摆脱贵族统治的要求。黄巾起义及后来的起义承载了集体拯救和社会正义的民间传统，尽管它们都未能发展出关于公有制的连贯理论。

其他思想潮流也为同一更广泛的传统做出了贡献。戴震（1723-1777）挑战了将精英利益置于民众福祉之上的僵化新儒家教条。东林运动提倡公共利益、政治讨论和救济贫困社群，尽管它仍是一场精英的新儒学改良运动，而非原始共产主义运动。

到了晚清，知识环境迅速变化。期刊《万国公报》于1899年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革命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社会主义文献，而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人物如刘师复建立了倡导废除私有财产和阶级划分的小型公社团体。这些实验仍处于边缘，但它们表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已进入一个拥有自身悠久平等传统的中国知识环境。

因此，重点不在于帝制中国是隐秘的共产主义。
它不是。

中国共产主义也并非简单地从欧洲舶来，强加于一片文化真空之上。中国早已拥有一个关于公共福利、平等、贤能、反对世袭特权、集体责任以及限制私利的极为深厚的思想宝库。

这些传统在数个世纪里停留在道德、宗教、乌托邦或改良主义层面。它们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系统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现代先锋党。这些要素仅随着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而出现。
但在制度上，帝国国家已然展现出干预经济的非凡能力，将关键资源视为公共托管物而非私人动产。

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它遇到了沃土。

因此，1911年革命后随之而来的转变，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移植。它也是一个选择、重新解释与中国化的过程，其间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与远为古老的中国传统相互作用。

中国并非两千年以来皆是共产主义的。

但集体社会责任的思想，也并非坐等马克思来发明。

种子早已存在。